近代中国史学经历过三次革命，三次的内容都非常繁复，不过也可以找出几个重心。第一次史学革命是以梁启超（1873—1929）的《新史学》为主，它的重心是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第二次革命是以胡适（1891—1962）所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及傅斯年（1896—1950）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开展的事业为主，重心是“如何研究历史”；第三次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兴，重心是“怎样解释历史”。本文所要讨论的是第一次史学革命。在这次革命中，人们反复争论中国究竟“有史”还是“无史”。读者们一定感到讶异：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献发达，而历史编纂传统又如此丰富的国家，何以在世纪之交突然出现措辞这么激烈的论争？在“有史”或“无史”的争论中，梁启超等人宣称中国“无史”，但是也有人出面坚持中国“有史”，最有名的一篇文字是马叙伦（1884—1970）的《中国无史辩》。坚持中国“有史”的一派强调中国史学编纂传统源远流长，宣称中国没有历史的这一边则认为传统史学大多未将国民的整体活动写进历史。这一波论争促使人们反省“什么是历史”，发动这一场论争的梁启超在1902年写了几篇文章，并在其中提出了四个概念，追随的人们便以旧史中是否含有这四种概念所指涉的历史来决定“有史”或“无史”。梁启超在1902年所写的《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两篇文章，可以说是近代新史学的里程碑，几乎出现在所有近代中国史学史的著作中；而这两篇文章中的一些片段，历史学者通常也熟读成诵，尤其是《新史学》，受到当时日本非常流行的“文明史”影响，责备旧史家只是写帝王将相而不写国人的历史，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照理已经没有太多的剩义可供探讨了。不过，一般多专就史学内部的观点来谈这两篇文字，不曾从晚清以来政治概念与政治词汇的角度来谈它们。所以我想强调的是晚清的政治思想如何促动这场史学革命。我们如果打开《新史学》，会发现梁氏所重视的是“国家”、“国民”、“群”、“社会”的历史，这四个词汇在传统中国极少出现，即使出现，也不是近代人所了解的意思。就以“国民”一词来说，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三十册“本馆论说”中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中便表示：“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至于其他的词汇，像“社会”、像“群”等，也无不如此。换句话说，《新史学》中有几个最关键的“概念工具”（conceptual apparatus）是过去所不曾出现的。如果晚清思想界没有这些“概念工具”，则一篇近代新史学的开山之作，势必不会以这样的面目出现。本文便是想讨论上面三个在晚清政治思想界甚嚣尘上的“概念工具”如何塑造史学革命。由于“国家”、“国民”、“群”是晚清时期三个新概念，所以以下我要花费比较长的篇幅，讨论这三个概念在晚清思想世界中的形成与衍化过程。晚清政治思想中对政治、国家、国民、社会等问题逐渐形成新的思维，它们与现代的“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有关。在当时内外环境迫压之下，人们开始觉悟到要有新的政治思维才能保国救国。人们同时认为史学与这一个神圣的任务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应该扮演积极的角色。但是因为传统的历史思维与历史写作太过狭窄、太过陈旧了，不可能对新的时代有所启导，所以史学本身应该有一革命，以适应新的任务。新的史学应该写“国家”、“国民”，写“群”、“社会”。诚如梁漱溟（1893—1988）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所说的：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等等，原非传统观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底观念。旧用“国家”两字，并不代表今天这涵义，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说。自从感受国际侵略，又得新观念之输入，中国人颇觉悟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及其责任……在这里梁漱溟提到“国家”、“社会”是中国原来没有的观念。这一段回忆颇能说明清季的实况。就以“国家”的观念来说，近代学者曾经引述了一个故事，说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一位清朝官僚和一位英国贸易代表在广东对话，当英国贸易代表提到中国是一个“国家”时，清朝的官员显然不知其所云。即使在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以后，清廷的一些大僚仍然不相信西方国家的数目可能超过两三个。到1872年，里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在《左传》英译本的前言中仍然提到，中国人不能明白他们只是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中的一个。陈独秀（1879—1942）便回忆说，一直要到1901年八国联军之后他才了解到，原来世界上的人是以一国一国的方式存在：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史家吕思勉（1884—1957）曾经回忆说，在1895年左右，人们并不知道“国土”二字怎么写。这许许多多的例子都告诉我们，晚清人士常常挂在嘴边的“无国”之感，究竟是针对什么而说的。晚清思想界中“无国”的感愤大抵可以分成两种：在革命派方面，主要是从种族主义的观点出发而得到无国的结论，他们抱怨过去两百多年间中国是被异族所窃据，看来有国，其实是“无国”。南社健将像柳亚子（1887—1958）等人便不断发出这类的浩叹。国粹学派健将黄节（1873—1935）的史学名著《黄史》中，便反复开导他的读者，中国看似有国，但过去二百余年其实“无国”，因为“无国”，所以也“无史”。他说：黄史氏受四千年中国史而读之，则喟然叹曰：“久矣乎，中国之不国也，而何史之足云！”另外一种“无国”的感叹，则是从现代国家（nation-state）的角度发出的，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朝廷”，没有“国家”，而对于这个现象批评得最为严厉，在建构现代意义的“国家”方面讨论得最多，对当时思想界影响最大的，应推梁启超。梁启超的“国家思想”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在戊戌前后他已不断提出这方面的论点；在政变失败流亡日本之后，受到日本政治思潮的影响，而另有发展。梁启超是康有为（1858—1927）的学生，而康有为、谭嗣同（1865—1898）等人是反对“国”的。康氏《大同书》虽然完成于后来，不过梁启超等人早就读过它的草稿了。在破除“国界”方面，康有为的思想则前后一贯。他说“人患无国，而有国之害如此”，主张“去国而世界合一之体”，又说：虽有仁人义士，不得不各私其国，故其心志所注，识见议论，皆为国所限，以争地杀人为合大义，以灭国屠人为有大功……世界人类终不能远猛兽强盗之心，是则有国乎，而欲人性止于至善，人道至于太平，其道相反，犹欲南辕而北其辙也。在这方面，梁启超很快便脱出其师之樊篱。他在1897年写的《说群自序》中已经有“无国”之叹。戊戌政变之后，梁氏流亡日本，他开始撰写一系列鼓吹国家思考的文字，反映了梁氏受到当时在日本非常流行的伯伦知理（J. C. Bluntschli，1808—1881）国家学说的影响。日本在1890年代，思想上有一个明显的转向，即由以法国、英国为理想转向以德国为理想，这一个转向表现在思想、文化、政治等许多层面，而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是其中一例。梁氏一生写过许多文章介绍西方思想家，但是在数量上从未像介绍伯伦知理那么多，足见伯氏的国家思想在他心中的分量；这同时也标志着梁氏由崇拜卢梭到宣扬伯伦知理，由重人民到更重国家的一个微妙转变。这些鼓吹国家思想的文章中较为人知的有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此外还有1902年的几篇文章。1902年是梁启超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他创办《新民丛报》，而且写下了几篇影响极为深远的文字，像《论国家思想》、《新民说》的一部分、《新史学》等。这些文章应该被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大多关心两个问题：“国家”及“国民”。梁氏在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中提到“国”字的定义是有土地、有人民，由居于其土地上的人民自治其所居的土地之事，自制其法律；尤其重要的是“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用这个标准来看，古代的中国虽有国之名，其实是“未成国之形”。《论国家思想》是比较有系统地讨论“国家”思想的一篇文字，他说：人群之初级也，有部民而无国民，由部民而进为国民，此文野所由分也。部民与国民之异安在？曰：群族而居，自成风俗者，谓之部民。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以成国者也。在这一篇文章中梁氏还提出国家的几个定义：首先是“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第二是“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朝廷只是公司之事务所，“夫事务所为公司而立乎？抑公司为事务所而立乎？”“故有国家思想者，亦常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此外是“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强调的是竞争之义，“由一人之竞争而为一家，由一家而为一乡族，由一乡族而为一国。一国者，团体之最大圈，而竞争之最高潮也”，“以国家为最上之团体，而不以世界为最上之团体”。把“朝廷”与“国家”分开的观念，是他在《新史学》中反省旧史、开辟新史的一个重要凭藉。梁氏一再强调，中国只有“朝廷”而没有“国家”的观念，而且因为没有“国家”观念，而常为外国人所嘲笑。他在1899年《清议报》第二十四册特地释译日本人尾崎行雄的一篇《论支那之命运》。文章的开头就一再批评中国没有“国家”：他认为这是一个至可羞耻的事，正因为没有国家思想，不知“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故人民一方面不知道自己是国家的拥有者，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为这个整体尽自己一份的力量，从而也就没有“爱国心”，当国家遇到外敌侵袭时，也就没有因为同属一个整体而兴起的同仇敌忾精神。这也是前面提到过的陈独秀所自惭的“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梁氏再三强调，有几种因素妨碍了“国家”思想之形成。首先是朝廷。中国几千年来因为“朝廷”观念的支配，人们只关心一家一姓之事，而没有全“国”的想法，所以也只注意于这一家一姓的兴亡，而不注意国家是一个整体，包括它所有的人民、物产、财力等等。贵族的力量当然也是阻碍国家思想形成之因素。此外，家族思想、地方主义等，凡是使人们囿于一地或一群人之见的，都是创造现代国家之时所要破除的。梁启超有一种“自然”相对于“有意识”的思维：以朝廷、贵族、家族、乡土为主体的传统社会是“自然”的状态，而组成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是“有意识”建构的工作。这种建构工作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要破除旧势力的作祟，另一方面要有意识地以各种方法凝聚人民，成为种种现代社群，最后凝成一个现代国家。在这一方面，梁氏与严复（1853—1921），还有其他同时代的人，都多少受到当时在西方思想界地位极高，而在中国又广被称颂的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社会有机体论”的影响。他们的思维大致是这样的：国家或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社会或国家的每个部分都像是有机体的一部分，司一定职责，而整个有机体的健全，则有赖于每一个部分的健全，说到最后，即是有赖于每一个细胞的健全。每一个细胞充分发挥它的活力时，也就是整个有机体最有力量的时候，整体与分子必须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全体。所以，国家的力量不应以统制甚至压制各个分子为主，而应该是让他们充分发挥其能力。在“国家”意识出现之后，一些今天习以为常的词汇，像“国民”、“国力”、“爱国心”才开始流行并取得了它的现代意义。“国力”是全国各分子力量的总和，而不是朝廷力量之大小。“爱国心”是所有分子对于国家这个最高主体的爱心，而不是对于皇帝一姓一家之爱敬。“国民”则是以国为全体人民之公产，一国之法、一国之事都由国民来负责。在这里也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即近代中国“国民”思想的出现。有关“国民”意识的形成，必须分成两方面说，首先是近代——尤其是戊戌前后，民权思想大兴，形成一个沛然莫之能御的思潮。我们如果回顾戊戌前后的社团及刊物，可以发现以“民”为开头的词汇大增，“民权”是人们争论得很厉害的一个概念，通常也是维新官僚与当时相对而言比较激进的思想家之间主要的分野之所在。有关《时务报》的一则故事多少说明了它是当时思想战场的主轴。张之洞（1837—1909）是支持多种维新事业的，其中包括《时务报》，该报的主持人汪康年（1860—1911）便可以视为张氏的一个幕僚。但是当《时务报》第九册中刊出汪康年《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说“居今日而参用民权，有三大善焉”，并提倡西方国家君民共主之制时，张之洞的幕客梁鼎芬（1859—1919）、叶瀚（1861—1933）、缪荃孙（1844—1919）纷纷来信批评，其中便有人说：“周少璞御史要打民权一万板，民权屁股危矣哉！”这一则故事未必是真，但是它反映了“民权”在当时的刺激力量之大。当时撰文鼓吹民权的文章非常之多，卢梭民约思想的影响也很大，有人甚至希望在中国作“亚卢”——“亚洲的卢梭”。晚清以来“民权”思想大兴是一个广泛事实，但是“国民”所指涉的内容要更特殊一点。关于这个问题，史料很多，此处只能引几条材料作例子。孙宝瑄（1874—1924）《忘山庐日记》1907年条记：前闻荫亭言：我国今日为治，当区民为三等，最下曰齐民，稍优曰国民，最上曰公民，一切纳赋税及享一切权利，皆截然不同。而国家亦须设三种法律以支配之。其有欲由齐民跻国民、由国民跻公民者，必其程度与夫资格日高，然后许之。如是则谋国者方有措手处。余以为然。从这一条材料可以看出，迟至1907年士人们已提出要划分“齐民”、“国民”、“公民”三种观念。认为“齐民”是自然状态下的人民；而“国民”，显然是指自觉到自己是国家的一份，而且有充分国家思想，并为国家尽其一份之力量的人；至于“公民”，孙宝瑄在这里没有说清楚，但我们可以猜想是具有纳税、选举等等权利、义务的人。这里必须附带提到的是“公民”的思想。它与“国民”一样，也是近代中国全新的观念，因为它是陌生的，所以康有为在1902年以笔名明夷所写的《公民自治篇》中呼吁中国要“造公民”。使得“国民”思想深入大众脑海中的也是梁启超。梁氏的国民思想在问世之后，马上引起极大的影响。章士钊（1881—1973）在1903年说：“近世有叫号于志士，旁魄于国中之一绝大名词，曰国民云云。”从1899年以后，梁氏开始大量使用“国民”一词。梁氏的“国民”思想有两个源头。第一，在“国家”意识觉醒之后，跟随而来的是“国民”意识的觉醒。前面所引梁启超论国家思想的文章中常常也同时讨论“国民”，并再三强调“国民”与“部民”之不同即是一证。第二是受到当时日本思想界，尤其是德富苏峰（1863—1957）的影响。一般认为，1880年代后期的日本是“国家”、“国民”思想大盛之时，当时日本知识分子认为如果没有“国家”，人民无所附着，仍是“非国民”，并且认为要将一个日本人变成“国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德富苏峰对日本“国民”思想的形成出过很大的力气。他于1887年创《国民之友》杂志，1890年创提倡平民主义的《国民新闻》，他的主要著作则是《近世日本国民史》，从这些标题可以看出德富氏的国民思想之一斑了。而一般都认为梁启超受德富氏的影响最大，甚至说他抄袭德富苏峰的文章。总之，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日本思想界的“国民”思想早已风起云涌十余年了，他本人的“国民”思想应该受到这一股思潮的启迪。梁氏在1899年9月的《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中说：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彼其国民，以国为己之国，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以国耻为己耻，以国荣为己荣。我之国民，以国为君相之国，其事、其权、其荣、其耻，皆视为度外之事。从上面可以看出“国民”与“国家”意识之密切关系。而从上述引文中也可以看出，梁氏谈“国民”时至少有如下几种意义。第一，帝室不是“国家”的拥有者，“国民”全体才是国家真正的拥有者。因为拥有所有权，所以对于国家有参与感与责任感，对国家的休戚荣辱产生像自己一家的休戚荣辱那样的连属感。同时因为自己是拥有者，所以有“爱国心”，一旦国家发生任何危机，能奋起为之牺牲。他们认为“爱国心”是过去那些不觉得拥有国家的人所不能想象的。第二，他们认为过去的老百姓因为还没有“国家”的观念，所以并不晓得在他们上面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做任何事情时，不会时时从整体的利益出发。梁启超的《论国家思想》中这样说：……则必人人焉知吾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每发一虑、出一言、治一事，必常注意于其所谓一身以上者。“国民”因为自知自己属于更高的整体的一分子，所以做任何事情都把“自然”的只关心一己的想法提升到“有意识”地以国家之利益为利益。第三，因为自己是国家的拥有人之一，所以要尽种种的责任和义务，要时刻关心这个全体，并尽自己的力量来维护它。所以过去那种除了完粮纳税便可以一切不管，或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观念不应该存在，“国民”应该永远参与、永远关心自己的国家，就像呵护自己的家业一般。第四，“国民”是自由的、平等的，在“国民”之上，不应该有任何不平等的阶级或特权存在。当时梁启超等立宪派并不主张推翻君主，所以人们想象的是“一君万民”的格局，在这“一君”与“万民”之间没有任何垄断性的力量，而且“君”也只是受人民委托的总管性质的工作。除了“国家”与“国民”之外，还有“群”与“社会”的观念。晚清思想界谈“群”时是指一般人“有意识”地集合，“社会”则指有组织的人群而言。当时人心中认为“社会”比“群”更进一步，要群居之民有其同守之约束，也有其共蕲之境界，才称为“社会”。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过，此处不赘。“群”与“社会”二词在古书中都出现过，但与近代中国所认定的意义不同，所以应该被视为新的概念。在当时一些里程碑式的史学文献中，“群”也是一个相当关键的概念。它大抵指一个人群关系的庞大丛结，或者指一个互动的体系。严复对“群”的概念有开辟之功，梁启超则对“社会”一词的流传有过较大的影响。不过“群”与“社会”二词出现有先后，“社会”流行较晚，它在梁氏提出《新史学》时还未广用。“群”与“社会”意义也有所不同，从“群”到“社会”中间也有一个递嬗的痕迹。但无论如何，当时援借这两个概念的史学家都想指陈一种概念：历史不是以个人或个人意识为主体，少数人的主观能动力量并不能左右历史的发展，所以专写帝王将相的历史已经过时，应该代之以描述一群人整体发展的史学。历史描述的单位不应只是个人，而应该是一群一群的人，同时人们也认为传统史学只记单人的事迹，不成一个系统。史学应记载复数的人及社会内部所存在的有机的、错综交互的关系，并且发现其中的因果规律。以上三种概念：“国家”、“国民”、“群”对新学术影响最大，它们促使人们广泛地评估传统，甚至反省过去所从事的学问究竟是不是可以称得上是学问。当时广被争论的“君学”与“国学”之分便是一例。人们争论过去两千年的学问是属于君主的学问还是属于国家的学问。邓实（1877—1951）《国学真论》上说：痛夫悲哉，吾中国之无国学也。夫国学者，别乎君学而言之。吾神州之学术自秦汉以来一君学之天下而已，无所谓国学，无所谓一国之学。何也？知有君不知有国也。近人于政治之界说，既知国家与朝廷之分矣，而言学术则不知有国学君学之辨，以故混国学于君学之内，以事君即为爱国，以功令利禄之学即为国学，其乌知乎国学之自有其真哉？是故有真儒之学焉，有伪儒之学焉。真儒之学只知有国，伪儒之学只知有君。知有国，则其所学者上上千载，洞流索源，考郡国之利病，哀民生之憔悴。……若夫伪儒，所读不过功令之书，所业不过利禄之术……照邓实说来，“国学”是有了“国家”观念以后才有的，“君学”则是秦以下两千年的学术；“国学”与“君学”是“真”学与“伪”学之分，是“真儒”与“伪儒”之判；“国学”所涵盖的是全体国民之学，故“考郡国之利病，哀民生之憔悴”，“君学”则只是为服务于帝王一家一姓之学。邓实的文章显然是“国家”意识下的产物。“国家”与“国民”思想深刻地影响当时人的历史研究。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必须先强调，梁启超这一代新史家与傅斯年他们不同：傅斯年这一代的史学家希望历史不要成为道德教训的工具，不要让仁义道德干扰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同时也要把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切断；而梁启超、章太炎（1869—1936）这一辈的史家，其改造旧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现实，就是为了鼓舞人民爱国、救国之心。梁启超认为今日的任务是要团结其国族以排其他国族，所以新史学的目标是要能使人们觉悟到要团结其国族，不把国家当做历史的主体则不足以激励爱国心，不把人民写进历史也不足以激励国民，所以史学之良窳与国势的强弱可以画上等号。梁启超《新史学》中这样描述新的历史：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梁氏自然不是孤立的例子。严复《群学肄言》中的《砭愚》篇批评前史体例，说它们“于帝王将相之举动，虽小而必书；于国民生计风俗之所关，虽大有不录”，而他这样批评的原因是阅读前史，“一群强弱盛衰之故，至为难知”，而历史唯有令读者知一“群”，而不是一家一姓的故事，才能让国人通晓盛衰强弱之故。谁是历史的主人？谁是历史命运的承担者？“新史学”是以“国家”、“国民”为主体，要脱离旧史“万种腐败范围”，写出新的历史承担者“国民”在过去的历史。从上述可以知道为何梁氏《新史学》中会痛批旧史为“君史”，而以新史学为“国家”及“国民”的史学。梁氏认为两千年来史学之病源有四端，其中第一、二点与本文有关：第一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认为从来作史者，都是为朝廷君臣而作，没有一部为国家及国民而作的历史。那是因为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分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第二是“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他说历史贵在能叙“群”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以及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而当时西方的史学都是讲述整个国家全体国民的史学，都是讲整个“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与结果，那是因为西洋“民有统而君无统”。中国则完全相反，“以国之统而属诸君，则固己举全国之人民视同无物，而国民之资格，所以永坠九渊而不克自拔，皆此一义之为误也”。梁启超的《新史学》从“国家主义”出发，批评旧史书之斤斤置辩于“正统”。他说“统”应该在“国”不在“君”，在众人而非在一人：然则正统当于何求之？曰：统也者，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之可言，更无正之可言。对于史书中的“褒贬”，他在《新史学》中也有新的看法，认为不能只褒贬一人，而应褒贬整个团体，否则“群治”不能进步：而中国史家，只知有一私人之善焉、恶焉、功焉、罪焉，而不知有一团体之善焉、恶焉、功焉、罪焉。以此牖民，此群治所以终不进也。他又说旧史中所称道或讥贬的人物，所持的标准也是从这个人对君主一姓之效忠与否出发，不是立足于国民公义，《新史学》说：然所谓敢谏者，亦大率为一姓私事十之九，而为国民公义者十之一，即有一二，而史家之表彰之者，亦必不能如是其力也。他认为应该“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而不是褒贬某人对一家一姓之忠诚与否。而他评断传统史家之优劣时，也是以他们的著作中是否有国家及国民思想为标准。他所向往的新历史著作要能读后有感动，是以必“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他甚至说如果“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知、无愚、无贤、无不肖皆所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中的这些言论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而如果没有梁氏所一再提倡的“国家”、“国民”思想，是不会有这种史学观念的。至于“群”对新史学的影响，前面已提到过一些。“群”的观念在梁启超的《新史学》中有清楚的反映，他责备旧史“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的论点，对清末民初的一些历史著作也有很大的影响，下面在讨论“有史”、“无史”的争论时所征引的材料中也会随时看到。“群”被有意识地用来作为史事思考的不少，譬如夏曾佑（1861—1924）在《中国古代史》中的《诸侯之大概》一节写道：大禹涂山之会时，执玉帛而会者有万国，到商汤时有三千，到周武王时还有一千八百，至入春秋时代，国之见于史书者，只有一百四十余，而且大半无事可记，其可记者十余国，“盖群之由分而合也，世运自然之理，物竞争存，自相残贼，历千余年，自不能不由万数减至十数”。这是充分运用“群”与“物竞天择”的观念去推测古代历史的情状，也是以“群”的观念作为考虑古史的一个重要范畴。“社会”在新史学中的分量比“群”要轻，它在提倡新史学的文章中出现的频率也不像“国家”、“国民”、“群”那样高，可能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后起的观念。不过，像黄节就曾抱怨中国的旧史不能见“社会得失之故”，说“吾四千年史氏有一人之传记而无社会之历史”，便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梁氏的《新史学》一文从1902年2月8日起便在《新民丛报》上断断续续地连载着，一直到该年11月14日才刊完。他那些富含刺激性的话，很快地在知识界引起震荡，1902年到1903年间，便有不少文章回应他的论点。受他影响的人急着争论中国过去究竟“有史”还是“无史”。梁启超的文章像是开动了一个机括，提醒人们思考“什么是历史”这一个根本的问题，人们争论历史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什么。在历史不应该是什么这一点上，大家的意见相当一致，但是在历史应该是什么时，看法便有一些分歧了。他们的文章大都充满着一些论证简单，但又对立鲜明的概念。邓实在1902年8、9两月所撰的《史学通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邓氏在文章一开头便说他读三千年来的史书，“渊渊焉而思，睊睊然而忧，曰，史岂若是邪？中国果有史邪？”“史岂若是邪”——这是多么激烈的语气，邓氏不承认他所读到的史书是历史，他怀疑“中国果有史邪”，然后说他自己受到“新史氏”（梁启超）的影响，了然于“史者，叙述一群一族进化之现象者也”。他说：盖史必有史之精神焉。异哉，中国三千年而无一精神史也！其所有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若所谓学术史、种族史、教育史、风俗史、技艺史、财业史、外交史，则遍寻乙库数十万卷充栋之著作而无一焉也。从上面这一段引文看来，邓实认为“国史”是历史，“朝史”不是历史；“民史”是历史，“君史”不是历史；“社会史”是历史，“贵族史”不是历史。此外，学术史、种族史、教育史、风俗史、技艺史、财业史、外交史是历史。但他说在数十万卷纪传史书中找不到上面这些东西。在“有史”与“无史”的争论中，最常被提到的是“君史”与“民史”的对立。1902年10月，有署名樵隐的人写了《中国亟宜编新民史以开民智》，强调要有民史，才能启迪百姓的智慧，所以应该编农史、工史、商史，才能开启农、工、商的智慧。邓实也说君史是“一代人之君即一代之史也”，而民史则是一群人的历史，“民史之为物，中国未尝有也”。他又说：夫世界之日进文明也，非一、二人之进，而一群之进也，非一小群之进，而一大群之进也。历史的行动者是复数的，不是单数的，所以“历史者即其一大群之现象影响也”。“夫民者何？群物也，以群生，以群强，以群治，以群昌。群之中必有其内群之经营焉，其经营之成绩则历史之材料也；群之外必有其外群之竞争焉，其竞争之活剧则历史之舞台也。是故舍人群不能成历史。”从上面这些引文中，可以看到“群”的概念如何改变一代史学的方向。陈黻宸（1859—1917）的《独史》于1902年9月发表于《新世界学报》。他这一篇文章中反复叹息中国“无史”，譬如说：“于乎，中国之无史。”又说：“吾观于南北朝之时，而益不能叹息痛恨于中国之无史也。”又说：“于乎，我中国之无史久矣。”他主要针对“史权”这一个观念来谈。他说“史权”不是褒贬予夺，因为那是一人私断而不是“公言”：然我谓予夺褒贬，非所以伸史家之独权也。史者，天下之公言；而予夺褒贬者，一人之私断。谈“史权”则理想上应该让史家掌管一个机构，收集中央政府的各种史料，而且要在各直省府州厅遍设史馆，收集各地人民之史料，且由史家发挥独立的精神，撰写充分关照人民历史的史书。他说：我观于东西邻之史，于民事独详。……夫欧美文化之进，以统计为大宗，平民之事，纤悉必闻于上。是故民之犯罪者、自杀者、废疾者、婚嫁者、生者、死者、病者、有业者、无业者，每年必为平均分数，而以其所调查者比而较之。比较既精，而于民人社会之进退、国家政治之良窳，析薪破理，划然遽解，斯所谓弥纶一代之巨作矣。陈氏似乎受到英国史家巴克（H. Buckle，1821—1862）写的《英国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的影响，他心目中之历史必须充分解析“民人社会之进退，国家政治之良窳”。他说西洋人之所以能写出这类史书，是因为他们花费很大的力气在统计民事，那是因为“泰西民与君近，呼吸相闻”，“故史得资以核其见闻”。中国自秦以后“民义”已衰，不看重老百姓，所以像欧美统计民事的工作也就不可能了。在“有史”、“无史”的争论中，也涉及“公史”、“私史”之分。1902年10月，在一篇没有作者、署名为“星架坡天南新报”所写的《私史》中，作者一开始便责备旧史只重朝代的兴亡、强弱、沿革，把历史与一人一家之谱系画上等号，他称之为“私史”，相对立的则是“公史”。“私史”不是历史，“公史”才是历史。“公史”的内容是：一切英雄之运动，社会之经练（纬），国民之组织，教派之源流……他认为这些皆不见于旧史，故浩叹说：“甚矣！中国之无公史也”，旧史“是一家之史，非全国之史也；一时之史，非万世之史也。……以是为史，谓之无史可也”。当然也有一些史家主张应该对传统史学具有同情的理解，他们开始反省如果中国真的“无史”，那么为什么会“无史”。他们倾向于划分古代为两个时期：神史和君史。神史时代，其史学好言天道鬼神灾异卜筮之事，史官所学皆神事，其历史记载也大半带神话性质。君史时代，一切随君主而转移，故历史也只记载君主一家一姓之事。他们隐隐然要说，如果对历史具有同情的理解，就不会去责备中国无“民史”，因为“民史”是人类发展到第三阶段的产物，而西方事实上也没有太久的“民史”。不过也有人不那么含蓄。1902年10月及12月，马叙伦在《新世界学报》连载《中国无史辩》，显欲对“无史”论者加以痛击。从目前看到的一些片段，可以看出马氏不满意国人过度崇拜西洋而轻忽“国粹”。他提出司马迁的《史记》与郑樵（1104—1162）的《通志略》为例，来反击中国无史论者，表示：“然则中国之学术何尝不及泰西，中国又何尝无史？呜呼，恫哉！恫哉！”1908年，《东方杂志》上有一篇署名蛤笑所撰的《史学刍论》，他说“无史”论者认为二十四史“可以为二十四朝君主之谱牒，不可以为二千余年民族之记载。又其甚者，且谓吾国自古迄今，尚未有史学，呜呼，何其甹国之甚也！”可是他的论证也相当有意思。他说：“若夫吾民族千百年来，所以屡受外界之侵凌，而究能获最终之战胜，与夫礼俗、学问、美术、技艺、文教、武功之称雄于东亚者，非官书曷由知之？”他认为可以从旧史书来证明中国“有史”的“礼俗、学问、美术、技艺”，无一不是新史学的标准。坚持中国“有史”的人显然暗受反对派的影响，所以用来证明“有史”的标准竟与主张“无史”的人差不多。又如黄节是反对中国“无史”的，但是他所提出的证据也很有意思：吾观夫六经诸子，则吾群治之进退有可以称述者矣。不宁惟是，史迁所创，若河渠、平准与夫刺客、游侠、货殖诸篇，其于民物之盛衰、风俗道艺之升降，靡不悉书。至如范晔之传党锢，谢承之传风教，王隐之传寒俊，欧阳修之传义儿，是皆有见夫社会得失之故，言之成理，为群史独例。概以谓吾国四千年旧史皆一家一姓之谱牒，斯言也毋亦过当与！文中所提到“群治之进退”等，都是“新史氏”认为旧史欠缺的东西，而黄节却用它们来证明中国无史论者主张之不适当，不免让人觉得他对“什么是历史”这个问题所持的立场已经非常不传统了。到了这个时候，“有史”论者和“无史”论者其实都同意“历史”应该是国史，是民史，是一大群人之历史，是社会的历史，同时历史叙述应该从宫廷政治史解放出来，而以宗教史、艺术史、民俗史、学术史作为它的主体。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人出面坚持中国“有史”，但整体而言，“无史”论的一派仍然占上风。最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是《中国史的出世辞》，主张中国过去“无史”，一直到国民史学出现，才是中国史的“出世”。作者“横阳翼天氏”（曾鲲化）在这篇文章中说：不佞为四万万同胞之国民一分子，愿尽四万万之一之义务，为我国民打破数千年腐败混杂之历史范围，掀拔数千年根深蒂固之奴隶劣性。特译述中国历代同体休养生息活动进化之历史，以国民精神为经，以社会状态为纬，以关系最紧切之事实为系统……寻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妙理，究枉尺直寻小退大进之真相……以为我国自古以来血脉一统之庞壮国民，显独立不羁活泼自由之真面目。浸假而地球独立自营大国民之鼻祖，其单刀直入，开辟中华之手段，史笔削之矣；浸假而挥斥八极，亭毒全球气魄，史笔削之矣；浸假而雷霆万钧，震惊大空之势力，史笔削之矣。吁嗟！吁嗟！其尚得曰：中国有历史乎？何配谈有中国历史乎？余一人朕天子之世系谱，车载斗量；而中国历代社会文明史，归无何有之乡。飞将军、大元帅之相斫书，汗牛充栋；而中国历代国民进步史，在乌有子之数。中国历史出世，谨祝我伟大中国灿烂庄严之文明国旗出世于今日，谨祝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谨祝我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馨香祷祝之独立出世于今日。由新的历史出世，可以联系到四万万爱国国民之“出世”，乃至于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之理想自由出世，足见他赋予新史学的现实任务之巨大，同时也可以看出晚清新史学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以上是我对晚清政治概念与新史学的一个反思。过去探讨这个问题时，大多就史学论史学，而事实上，史学以外的政治、社会思潮对史学的变化产生了莫大的作用。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是以“国家”、“国民”、“群”与晚清新史学的关系为主进行讨论，它们开启了一个以国民的活动为主体的历史探讨空间，以及一种对复数的、而非单元的历史行动者的关怀。同时，在它的影响之下，也形成了中国“有史”、“无史”的争论。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史学传统深厚的国家争论“有史”、“无史”，意味着人们意识到历史似乎不应该是传统定义下的历史，人们开始关心“历史是什么”。从本文中所征引的材料也可以看出，不管国粹派或立宪派，不分“无史”论者或“有史”论者，他们到了最后都隐然认定历史应该是“民史”、是“公史”、是“社会史”、是群体的历史，这对后来的史学发展产生了相当关键的影响。不过，20世纪初期的新史家们基本上主张从旧史关注的范围中解放出来，放宽历史的视界，至于二十多年后，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另一波新史家，则重视新史料、新方法、新工具。这两波史学革命之间，关怀的重点显然有所不同，然而它们对近代史学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本文原发表于《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注释从略。特别推荐阅读此书相关内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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